工人委员会
工人委员会
I
在革命斗争中，工人阶级需要一个组织。当广大群众必须团结一致行动时，就需要一种
机制来促进相互理解和讨论，制定并发布决策，以及宣布行动和目标。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大规模行动和全国性罢工都是在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后，以军
人般的纪律进行的，诚然，此类情况确实会发生，但更多时候，群众会凭借其高涨的斗
争精神、团结一致和满腔热情，自发地发起罢工，以援助同志，或抗议资本家的暴行，无
需任何中央计划。这样的罢工将如燎原之火一样席卷全国。
在俄国1905革命中，罢工浪潮时起时落。往往那些没有事先计划的罢工最为成功，而那
些由中央委员会发起的罢工却常常以失败告终。
罢工者一旦投入斗争，就需要相互沟通和理解，以便团结成一支有组织的队伍。这里便
出现了一个难题。如果没有强大的组织，如果不联合力量并将其意志凝聚成一个坚实
的整体，如果不将行动统一为一项共同的事业，他们就无法战胜资本主义势力那强大的
组织。但当成千上万甚至数百万工人团结成一个整体时，这个组织只能由作为成员代
表的官员来管理。而我们已经看到，这些官员随后便会成为组织的主人，其利益与工人
的革命利益背道而驰。
在革命斗争中，工人阶级如何才能将力量凝聚成一个庞大的组织，同时又不陷入官僚主
义的深渊？答案可以通过提出另一个问题来揭示：如果工人所做的仅仅是缴纳会费，并
在领导者下令进退时服从命令，那么他们自己是否真的在为自由而战？
为自由而战，并不是让领导者代替你思考和决定，然后你顺从地跟在他们后面，并时不
时地对他们发牢骚。为自由而战，是要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独立思考和决定，作为所
有战友中一个自力更生的、平等的个体，承担起全部责任。诚然，当头脑因疲惫而迟钝
时，独立思考、辨明何为真实与正确，是最艰难的任务；这远比盲从要困难得多。但这是
通往自由的唯一道路。在他人的领导下被“解放”——而被领导正是被”解放”的本质——
意味着换掉旧主人，换迎来新主人。
自由，作为工人阶级的目标，意味着他们每个人都应能够管理世界，利用和处置地球上
的财富，从而使地球成为所有人的幸福家园。如果他们无法自己征服并捍卫这一切，又
如何能确保这一点呢？
无产阶级革命不仅仅是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它是全体劳动人民摆脱依赖和无知，走向独
立，并清楚地认识到如何创造自己生活的过程。
真正的组织——即革命中工人所需要的组织——意味着每个人都要全身心投入其中；每
个人不仅要参与行动，还要参与领导，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去思考、决策和行动。
这样的组织是由具有自主决定权的人组成的集体。其中没有职业领导者的容身之地。当
然，服从是必要的；每个人都必须遵守自己参与制定的决议。但全部权力始终掌握在工
人自己手中。
这种组织形式能否实现？它的结构应当是怎样的？我们没有必要去尝试将其构建出
来。历史早已将其孕育出来。其源于阶级斗争中的实践。其原型、最早的痕迹，可见于罢
工委员会。在一次大规模罢工中，所有工人无法齐聚一堂开会，他们便推选代表组成委
员会。这样的委员会仅仅是罢工者的代行机构，它与罢工者保持着持续联系，并执行罢
工者的意志。每位代表随时都可能被他人取代；这样的委员会绝不会成为独立的权力机
构。通过这种方式，既能确保作为一个整体采取共同行动，又能使所有决定权仍掌握在
工人自己手中。通常在罢工中，工会及其领导人会从这些委员会手中夺走最高领导权。
在俄国革命期间，当工厂里不时爆发罢工时，罢工者会推选代表，这些代表或代表整个
城镇，或代表某个行业，或代表整个州或省的铁路系统，他们聚集在一起，以使斗争保
持统一。由于罢工是针对沙皇专制制度的，他们不得不立即讨论政治问题并承担政治职
能。这些组织被称为“苏维埃”（soviets），即“委员会”。在这些苏维埃中，人们讨论局势的
方方面面、工人的所有利益以及所有政治事件。代表们不断地在委员会和各自的工厂之
间往返。在工厂和作坊里，工人通过全体会议讨论相同的问题并做出决定，他们也经常
选派新的代表。而有能力的社会主义者则被任命为秘书，凭借他们更广博的知识提供建
议。当沙皇政权瘫痪、官员和军官们不知所措并形成权力真空时，这些苏维埃常常不
得不充当政治权力机构，形成一种简易的临时政府。因此，这些苏维埃成为了革命的永
久中心；它们由所有工厂的代表组成，无论这些工厂是正在罢工还是仍在运转。他们根
本动不了成为独立权力机构的歪心思，因为其成员经常更替，有时整个苏维埃都会被逮
捕，而不得不由新代表接替。此外，他们深知自己的全部力量都源于工人罢工与否的意
愿；当他们的号召与工人关于强弱、激情或审慎的本能感受不符时，往往得不到响应。
因此，苏维埃制度被证明是革命无产阶级最合适的组织形式。1917年，这一制度在俄罗
斯被迅速采纳，各地纷纷成立了工兵苏维埃，这些苏维埃成为了推进革命的主力军。
在德国也出现了印证此观点的证据。在1918年，随着德皇军事力量的瓦解，人们效仿俄
罗斯成立了工兵委员会。但那些受过社民党和工会纪律熏陶的德国工人满脑子都是政
治改革与建立共和国，他们将社民党和工会官僚选为这些委员会的代表。当工人们亲自
战斗和行动时，其方式是正确的，但由于缺乏自信，他们选出了充满资本主义思想的领
导人，而这些人总是把事情搞砸。因此，“苏维埃代表大会”随后决议让位于一个新议会
，并敦促尽快选举出这个议会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由此可以看出，苏维埃制度仅是适合革命无产阶级的组织形式。如果工人无意继续推进
革命，那么苏维埃对他们便毫无用处。如果工人的觉悟尚不足以看清革命的道路，如果
他们满足于让领导者将革命行动化为华丽的演讲，并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讨价还价以争
取改革，那么议会、政党大会和工会代表大会就是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然而，如果他们
竭尽全力为革命而战，如果他们怀着强烈的热忱和激情参与每一场斗争，如果他们因为
必须亲自投入战斗而自行思考并决定斗争的每一个细节，那么工人委员会就是他们所
需要的组织。
这意味着工人委员会不能由革命团体组建。当工人阶级作为一种自主力量为自由而斗
争时，这些团体只能通过向工友们阐明建立委员会的必要性来宣传这一思想。委员会仅
是斗争群众、即整个工人阶级的组织形式，而非革命团体的组织形式。
它们源于首次具有革命性质的行动，并随着这一行动的发展而成长。随着革命的发展，
它们的重要性及其作用日益剧增。起初，它们可能表现为简单的罢工委员会，当罢工超
出工会领导人的预期时，它们便与工会领导人对抗，并反抗工会及其领导人。
在总罢工中，这些委员会的职能得到了扩大。现在，所有工厂和企业的代表必须就斗争
的所有条件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他们将努力将工人的全部战斗力量组织成有意识策划
的行动；他们必须考虑如何应对政府的措施，无论是士兵的镇压还是资本家手下打手的
黑手。正是通过这种机制，罢工中的行动由工人自己计划并实施。在工人委员会中，所
有这些群众的意见、意志、准备程度、犹豫、热忱、干劲以及面临的障碍，都汇聚并融合
成一条共同的行动方针。它们是工人力量的象征和代表；但与此同时，它们也仅仅是随
时可能被替换的代言人。有时，他们在资本主义世界眼中是“法外之徒”；转眼间，他们又
不得不作为平等的一方与政府的高级官员打交道。
当革命发展到足以严重动摇国家权力时，工人委员会就必须承担起政治职能。在政治革
命中，作为工人政权的中央机构，并采取一切措施来削弱和打败敌人
首要和主要职能。就像处于战争状态的政权一样，它们必须守卫整个国家，遏制资产阶
级集结和恢复力量、镇压工人的企图。它们必须处理许多原本属于国家事务的公共事
务：公共卫生、公共安全以及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它们还必须负责生产本身——这是
革命中工人阶级最重要、最艰巨的任务。
历史上任何一场社会革命，从来都不是从单纯更换统治者开始，并以这些统治者在夺取
政治权力后，再通过新法律来推行必要的社会变革结束。早在斗争之前及斗争期间，新
兴阶级就已经在前一社会机体的枯萎外壳中，像新萌发的枝条一样，建立起自己的新社
会机构。在法国大革命中，新兴的资本家阶级——即市民、商人和手工业者——在每个
城镇和村庄都建立了自己的委员会和新的司法机构，这些机构在当时虽属非法，却只是
篡夺了王室那些无权无势的官员的职能。当他们的代表在巴黎讨论并制定新宪法时，真
正的宪法却是由全国各地举行政治集会、建立政治机构的市民们所制定的，这些机构随
后才被法律所认可。
同样，在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新兴阶级会创造出新的组织形式，这些形式在革命进程
中一步步取代旧的国家组织。工人委员会作为一种新的政治组织形式，取代了议会制
——即资本主义统治的政治形式。
II
议会民主制被资本主义理论家和社会民主党人视为完美的民主制度，符合正义与平等
的原则。
议会民主是一种堕落的民主。人民每四、五年才被允许投票一次，选出他们的代表；如果
选错了人，他们就倒大霉了。选民只有在投票时才能行使权力；此后便束手无策。当选的
代表成了人民的统治者；他们制定法律、组建政府，而人民则必须服从。通常，根据选举
机制，只有那些拥有强大组织机构、报刊以及广告背书的大资本主义政党才有获胜的机
会。真正代表不满的人民的团体很少有机会赢得寥寥数个席位。
在苏维埃制度中，每位代表随时都可能被罢免。工人不仅会持续与代表保持联系，自行
讨论并作出决定，而代表也只是向工人代表大会传达意见的临时信使。资本主义政客谴
责代表这种“没有个性”的角色，认为他可能不得不发表与个人意见相悖的言论。他们却
忘记了，正因为没有固定的代表，所以只有那些观点与工人一致的人才会被选派。
议会代表制的原则是：议会代表应根据自己的良知和信念行事和投票。如果他在某些问
题上征求选民的意见，那也仅仅是出于他自身的审慎考虑，决定权不在人民手中，而是
由议员本人自行作出决定。苏维埃制度的原则恰恰相反；代表们只是表达工人的意见。
在议会选举中，公民是按照选区和县划分的，也就是说，是根据他们的居住地划分的。
不同行业或阶层的人，虽然毫无共同利益，却因偶然住在彼此附近，被组合成一个人为
的群体，而这个群体只能由一名代表来代表。
在工人委员会中，工人按工厂、作坊和生产车间等自然群体进行代表。同一工厂或同一
大型生产车间的工人构成一个生产单位；他们因一起劳动而紧密相连。在革命时期，他
们直接接触、交流意见；他们生活在相同的条件下，拥有相同的利益。他们必须共同行动
；工厂是一个整体，必须作为整体进行罢工或工作，其工人必须集体决定该采取什么行
动。因此，在工厂和作坊中组织工人并推选代表，是必不可少的形式。
这同时也是在革命中逐渐形成的共产主义秩序的代表原则。生产是社会的基礎，或者
更准确地说，它是社会的内涵、社会的本质；工厂是社会有机体由其构成的基本工作单
位，即细胞。政治机关——其本质无非是管理整个社会的机关——的主要任务，就是处
理社会生产事务。因此，劳动人民在他们的委员会中讨论这些事务，并从各自的生产单
位中选出代表。
不过，我们不应认为，议会制作为资本主义的政治形式，其基础不在于生产。政治组织
总是适应作为社会基础的生产性质。按居住地划分的代表制属于小资本主义生产体系
，在该体系中，每个人都被视为小企业的所有者。所有这些商人都在同一地区，他们之
间相互联系：他们彼此交易、比邻而居、相互熟识，因此向议会派遣一名共同的代表。这
就是议会制的根基。我们已经看到，后来这种议会代表制被证明是代表资本主义内部日
益增长且不断变化的阶级利益的正确制度。
为什么议会中的代表们必须将政治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已是一目了然。他们的政治任
务只是社会任务中的一小部分。而最重要的任务——生产劳动——是所有个体生产者、
作为经营者的公民的个人任务；这几乎耗尽了他们全部的精力和心力。当每个人都照管
好自己的一小片天地时，作为整体的社会自然就会运转良好。法律规定的普遍条例——
虽然无疑是必要的条件，但范围有限——可以交给一个特殊群体或行业，即政治家们来
处理。而在共产主义生产中，情况恰恰相反。在共产主义社会，至关重要的集体生产劳
动是整个社会的任务；它关系到全体劳动者。他们的个人劳动不再占据全部精力和心力
；使得他们的思绪可以转向社会的集体任务。对这种集体劳动的总体管理不能交给一个
特殊群体；这是全体劳动人民的核心利益。
议会制与工人委员会制度之间还存在一处差异。在议会民主制中，每位成年男性（有时
也包括女性）都拥有一票投票权，这是基于他们作为人类成员所享有的至高无上的、与
生俱来的权利——正如庆典演讲中所优美地表达的那样。而在苏维埃制度中，只有工
人阶级的代表才有发言权。既然工人委员会制度排除了社会上的其他阶级，那么它还
能被称为真正的民主制度吗？
工人委员会制度体现了无产阶级专政。半个多世纪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曾阐明，社会
革命将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下一阶段的政治形式，而这是在社会中实现必要变革的
必要条件。那些仅从议会代表制角度思考的社会主义者，对侵犯民主的行为与某人属于
特定阶级而将其任意排除在选举之外的现象，有些人持批评态度而另一些人则持相反
态度。如今我们看到，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发展如何自然地催生了这种专政的机关——
工人委员会。
作为革命无产阶级的斗争中心，工人委员会中不包括对立阶级的代表，当然并不违背公
正的原则。此后，情况也将保持这样。在崛起的共产主义社会中，资本家没有立足之地
；他们必须消失，也终将消失。凡是参与集体劳动的人，都是集体的成员，并参与决策。
然而，那些置身于集体生产过程之外的人，根据工人委员会制度的结构，自动被排除在
外。残存的剥削者和抢劫犯，自然不会拥有管理他们不曾参与的生产活动的投票权。
社会中还有其他一些阶级，它们并不直接隶属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两个主要的对
立阶级：小农、独立手工业者、知识分子。在革命斗争中，他们可能会摇摆不定，但总体
而言并不十分重要，因为他们的战斗力较弱。而且，他们的组织形式和目标大多不同。
是与他们结盟还是使他们保持中立——如果这样做不影响革命的根本目标的话；还是在
必要时坚决与他们斗争；如何以公正而坚定的态度决定对待他们的方式——这将是战斗
中的无产阶级所关切的问题，往往也是一个棘手的战术问题。在生产体系中，只要他们
的工作是有用且必要的，他们就会找到自己的位置，并根据“谁干活谁在工作安排上拥
有主要发言权”这一原则发挥影响力。
半个多世纪前，恩格斯曾指出，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国家将消亡；统治人的时代将被管理
事务的时代所取代。这一论断提出之时，人们还无法对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有清晰的
认识。如今，我们看到这一论断已被证实。在革命过程中，旧的国家权力将被摧毁，取
而代之的机构——工人委员会——在临时阶段，无疑仍将承担重要的政治职能，主要是
镇压资本主义的残余势力。然而，其治理的政治职能将逐渐转变为纯粹的经济职能，即
管理为社会需求而进行的集体商品生产过程。